关于养生，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当今天的年轻人抱着“朋克养生“”佛系养生”的态度塑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 “新中式养生观”，那些历史上的中国人，也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方式，践行中式养生的观念。

养生，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DNA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望着奔腾的河水发出浩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比起绵延不息的时间，人的生命实在太过短暂，也太过匆忙了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就已经走到人生的终点。这是驻扎在古往今来每个人心头的意难平，更是养生的意义所在——追求精神和身体意义上的双重满足。

所谓“人有天年，命有定数”，中国人早早就明白：即便老天愿意再借你五百年，人寿终究也是有限的，与其勉强续命，不如珍惜当下，提升生命的质量。这种“惜命养生”的思想，正是东方养生哲学的底层逻辑。

何以解忧？古人早已备好锦囊。从老庄到陶渊明，从苏东坡到王阳明，中国的理论家们接续探索，建构起独特的东方养生哲学。历代名医扁鹊、张仲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则提出种种办法，将理论家们的“脑洞”落地为可实操的手册。

自然与天道，养生哲学之源

孔子本人就非常惜命。他曾说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，告诫人们不要身临险境，不要在局势动荡的地方居住；又说“ 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”，提醒仁人君子切莫站在危墙下面，避免不必要的隐患。

孔子对于生命的珍惜同样体现在日常饮食中。他主张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粮食要精磨，肉切得越细越好。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，细粮有利于消化，对胃友好。看来，孔子是一位“养胃达人”。孔子饮食的节点也有讲究。在先秦时代， 人们早晚各吃一餐，孔子称为“朝曰饔，夕曰飧”。他总是到点就吃饭，哪怕颠沛流离也要尽量准时，护持住用餐习惯。这其实是古人共有的养生通识，孟子、庄子、墨子都强调要按时吃饭，《吕氏春秋》里更是指出“食能以时，身必无灾”，直接在按时吃饭和身体健康之间画上了等号。而等式背后，蕴藏着更深刻也更本质的道理——顺应天道。

何为天道？斗转星移、江河入海是天道，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是天道， 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亦是天道。总之，天道是自然运行的法则，

而人既为自然所生，就不可能脱离天道谈养生。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、也是东方养生哲学的奠基之作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：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。”这里的 “知道”，便是了解天道的意思。什么样的天道呢？《黄帝内经》也给出了答案：“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。”上古之人因深知此道而得享高寿。

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进一步深化，提出了“自然而然”的观点。“自然而然”即顺应天道，它之于养生的意义，庄子用寓言“庖丁解牛”进行了阐释。

传说一个名叫丁的厨师为梁惠王宰牛，刀锋所过之处，发出悦耳的音律，一整头牛在这神乎其技的刀法下有序解体，牛的各个部位如泥块般散落于地。梁惠王大为震撼，问他是怎样做到的？丁大厨回答：我只是根据牛体自身的组织结构，顺着筋骨脉络，专挑骨节空隙处运刀，游刃有余地将全牛解剖。梁惠王听闻后赞叹，说丁大厨一席话，帮助自己领悟了养生的秘密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牛代表自然，而洞悉自然规律的庖丁顺势而为，轻松且富有美感地完成了解牛任务，进而揭示出“顺应天道，自然而然”的养生要义。由于庄子在中国文化中盛名卓著，魏晋名士嵇康、田园诗鼻祖陶渊明、唐代诗佛王维、北宋文豪苏轼、心学大师王阳明都是他的“铁粉”，由他生发的养生要义也随之广泛流传，成为东方养生哲学的代名词。

中式养生：以酒顺天道

我们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，顺应天道就是顺应人的本性。但另一方面，人类毕竟构筑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界的人间世，致使人与自然分离。

每个时代的学者几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，人的社会化过程是背离自然、扭曲人性的异化过程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则指出，人类有过长达 250万年的时光靠采集野果、野菜，狩猎绵羊、野兔维生，大约 1 万年前，人类开始了“农业革命”，我们摆脱了逐水草而居的漂泊与辛苦，开启了安稳的定居生活。然而，代价同样明显：资源的抢夺、战争的阴影、国家的消亡。一个人生命的终点不再取决于天道，而是变得扑朔迷离。

我们如何在这种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度过一生？中国人的答案是：平衡。阴与阳、光与暗、上与下、左与右……中国哲学里的世界由一组组流动的、对立的能量组成，相比某一种力量担任主宰，中国人更相信唯有万物平衡，和谐共生，才是生活的至高境界。

中国人将这种平衡运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天的作息、早晚的饮食、日常的修行，生活需要顺应某种先于万物出现以前，原本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“道”，方能实现平衡与和谐。因此，为了追求天人合一，生活在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都养成了一个共同的爱好：酒。

作为早期历史时期的祭祀道具，酒自然而然成为古人与天道之间沟通的桥梁。随着社会发展和思想碰撞，儒家通过酒礼规定了社会秩序的重要性，道家则以酒为载体，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结，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持续提升，对个体与家庭、社会与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。

文化意义以外，酒的养生意义同样被广泛地发掘出来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写道：“酒，百药之长”，《说文解字》对“醫”的解释里也提到：“从酉……酒所以治病也”，种种证据都表明，酒与养生之间的联系，不可谓不深远。在后世的文人墨客笔下，酒的养生内涵不仅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还延伸至修身养性的精神层面。

以酒养生，贯穿在历朝历代的生活缩影里。写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，以菊花酒作为自己的“日常饮品”。而作为“不可救药的乐天派”，苏轼在黄州期间以酿酒为乐，以酒养生，面对自己的失败而发出“然客之喜怒，亦何与吾事哉”的豁达之言。

中国人与养生酒之间，一直存在着某种妙不可言的关系。如何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展现饮酒对身心的积极影响，一方面避免醉酒造成的伤害，过犹不及，久久为功，才是中式养生哲学里“好酒”的定义。

传统与文化，融入民族通识的养生酒

殷墟甲骨文里有“鬯其酒”的记载，据考证，“鬯”是一种用芳香性植物配制而成的养生酒。这表明早在商代，草药就与酒结合，服务于养生。当然，先秦时的养生酒尚属金贵之物，只有君王才有资格享用。周代就设有宫廷营养师（称“食医”），为皇室提供包括养生酒在内的保健品。汉代，在张仲景、华佗等名医的推动下，酒跻身“百药之长”。1972 ～ 1974 年期间，马王堆汉墓陆续出土了一批帛书，学者从中辨析出 6 个药酒方，既有用来医治蛇伤、疥疮等疾患的，又有主打食疗，助人颐养天年的。王侯贵族对养生酒的热衷可见一斑。

这个时期，生活水平的提升叠加酿造技艺的成熟，使养生酒普惠民间。这又激发了民间对药酒方的强烈需求，由此掀起一股研发潮。新方子层出不穷。

唐代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收录了 80 多个药酒方，涉及疾病预防、补益强身、内外科、妇科等，表明养生酒已经从多个维度渗透日常生活。明初汇编出版的医学文献《普济方》，收录的药酒方超过 300 个，堪称一部养生百

科。《本草纲目》也收录了 200 多个药酒方，李时珍还撰写小贴士，指导读者合理饮用。民间自酿的养生酒就更多了。时至今日，端午节喝菖蒲酒、中秋节喝桂花酒、重阳节喝菊花酒，仍然是很多地方的风俗。殊不知，这些皆为养生酒。

通过这番对“养生酒传播史”的梳理，不难发现，养生酒经历了一个不断普世的过程。它先是以药之名特供王室，受达官显贵追捧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越来越具有民间性，最终完美转身，成为寻常人家的节令饮品。

无独有偶，养生哲学也从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垄断的秘术，逐渐向外扩散，融入中华民族的通识。正如《周易》中提到的“同人于野”，跨越了千年历史的养生酒，将一代代抱有相同养生追求的人们聚集在原野之上，在时空交错的空间里，产生一种永恒的共鸣。

中国人对养生的追求，和养生酒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几近重合的轨迹，再一次印证了“以酒养生”思想的持久魅力。对中国人来说，酒里有情绪，饮酒显人品，酒更是带领我们重拾本真、回归天性的养生“搭子”。无论是宫廷御用的滋补酒，还是民间流传的药酒秘方，中国人对东方养生哲学的长期实践和持续丰盈，让我们在品味美酒的同时，也享受到文化与精神滋养，实现身心的双重升华。